自从1917年借助《新青年》杂志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胡适一直是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最具号召力的一面旗帜。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政治较量过程中，胡适又是旗帜鲜明地选择站在蒋介石及国民党一边的。按照胡适晚年提供的说法，他于1949年4月21日抵达美国旧金山，船还没有进港，美国多名新闻记者已经坐着小汽轮来到大船上了。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的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过江了！”这些记者要胡适发表意见，胡适表态说：“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

　　1958年4月8日，胡适从美国回到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4月10日，蒋介石亲自出席胡适的就职典礼，他在致辞中称赞胡适的能力和道德，说是大陆方面之所以批判胡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胡适在接下来的讲话中并不领情，当场纠正蒋介石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

　　蒋介石虽然没有当场发作，却把深仇大恨记录在了当天日记之中：“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

　　以帝王自居的蒋介石平时听惯了阿谀奉承，自然忍受不了胡适短兵相接的当众纠错，所谓“横逆”，暴露出的恰恰是他自己严重丧失自知之明的“心理病态”。至于苏俄首席代表鲍尔廷(通译鲍罗廷)，当年在武汉是被国共两党奉为导师的上位者，鲍罗廷对于其部下弟子蒋介石的所谓“侮辱”，其实是不可以用“横逆”之类的帝王术语来加以形容的。

　　真心实意甚至是死心塌地为蒋介石以及整个台湾社会奔走呼号、出谋划策的胡适，在蒋介石此后的日记里几乎成了他反复计较的假想之敌。按照陈红民的说法，随着胡适表示反对“修宪”、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希望蒋介石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以增加竞争活力促进台湾社会文明进步，蒋介石对于胡适的仇恨逐步升级，所用词语从“狭小妒忌”、“甚觉奇怪”到“猖狂”、“狂妄”，最后骂其“无赖”、“可耻”、“政客”，以至于深恶痛绝到不愿再见胡适的地步。如何对付胡适，也成为蒋介石日记中的重要内容。如1958年6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当中的“工作预定”一项里，明确列入要考虑“胡适趋向与利害”。6月7日的日记之后的“上星期反省录”里，另有“对胡适方针与处理”。1959年6月20日的“本星期预定工作科目”当中，又有“对胡适之趋向如何”。

　　蒋介石在第三次连任总统之后，与奉胡适为精神领袖并且公开与蒋介石父子唱反调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同人团队之间，面临着一场摊牌决裂。雷震积极参与的组党活动，成为摊牌决裂的导火索。

　　1960年7月9日，胡适乘坐飞机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三个多月的学术访问，蒋介石乘此机会对雷震和《自由中国》下了毒手。

　　9月4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武装抓捕雷震及《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三名工作人员，查抄包括新党所有即将完成的纲领政策及宣言底稿，宣布雷震(儆寰)等人“涉嫌叛乱”，将由军事法庭审判。

　　9月8日，密切关注胡适在美国的言论动向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胡适对雷案发表其应交司法机关审判，且称雷为反共人士，而决不叛乱之声。此种真正的‘胡说’，本不足道。但有‘胡说’对政府民主体制亦有其补益，否则，不能表明其政治为民主矣，故乃予以容忍。但此人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徒恃外势而无国法，只有自私而无道义，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余昔认为可友者，今后对察人择交更不知其将如何审慎矣。”

　　一边要利用胡适的自由言论充当所谓“政府民主体制”的装饰花瓶；一边又要凌驾于“国家”和“国法”之上维护蒋家王朝的专制统治，蒋介石的人格分裂和心理变态可想而知。

　　10月3日，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高等军事法院仅用一天时间就匆匆审理了雷震案，并于10月8日公布结果：雷震因“明知为匪谍而不告密检举”、“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雷震最不能被蒋介石所容忍的组织新党的相关言行反而被搁置不论，这是“莫须有”的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的选择性审判。

　　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之后的“上月反省录”中，对于尘埃落定的雷震案总结道：针对胡适和雷震的这场“十一年来对内对外的反动投机分子的最激烈之斗争，至此或可告一段落”。

　　一年后的1961年11月6日，胡适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亚东区科学教育会开幕式上发表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其中表示说：“为了给科学的发展铺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智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种智识上的革命有两个方面。在消极的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唯物的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的优越的精神文明自傲。……在积极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很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

　　作为结论，胡适另有一段经典话语：“没有一点这样透彻的重新估量，重新评价，没有这样一点知识上的信念，我们只能够勉强接受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在蒋介石及其追随者眼里，胡适大力提倡的西方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文明观念和文明制度，是和西方的科学技术一样既赖以生存又“当作一种免不了的障碍，一种少不了的坏东西，至多也不过是一种只有功利用处而没有内在价值的东西”加以利用和抵制的对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胡适泛泛而谈的这段话无意当中刺中了蒋介石等人拼命抵制美国文明和美国制度的致命痛点。台湾当局为此迅速展开一场针对胡适的文化“围剿”，参加“围剿”的是有明显官方背景的徐复观、叶青等人。立法委员廖维藩还在立法院对胡适的言论提出质问，成为台湾社会轰动一时的政治闹剧。

　　1962年2月24日，大病初愈的胡适到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选出了任之恭、梅贻琦等7名新院士。下午5时，欢迎新院士酒会开始，李济在讲话中提到围绕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所引起的一场争议。胡适在回应时态度激动，以至于在酒会散席时突发心脏病倒地身亡。蒋介石闻讯后，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

　　3月3日，蒋介石在日记之后的“上星期反省录”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于胡适之死的真实感受：“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蒋介石的“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说到底就是在台湾孤岛上自欺欺人地维护蒋家王朝苟延残喘的偏安局面。

（来源：《南方都市报》）